追溯作者军第贰次大面积军事测绘“湖州测量绘制”

 必威app下载     |      2020-02-15 03:45

战争年代地图的绘制和翻印工作,是在环境极其艰苦、条件十分简陋、时间相当紧张的情况下进行的。绘图用的小笔尖,解放区无法生产,要通过我党在大城市做秘密工作的同志,冒着风险去购置,因此数量非常有限,每人只能发几个,大家都很爱惜,把这些笔看成手中的武器。新笔尖有的不好用,老同志就耐心地帮助年轻同志修磨,使笔尖达到书写流利、线条光滑均匀的程度。

因此,时任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在对学员的一次讲课中这样说过:“有了准确的地图,指挥员就有了眼睛;没有地图,作战行动就没有了方向”。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也说过:“识别和运用作战地区的地形环境,对于指挥员来说至关重要,运用地图识别地形、地物是指挥员的基本功”。

1948年5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战略区及其领导机构合并,成立中共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和华北军区。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制图科改称华北军司令部作训处制图科。1948年6月,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向前遵照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准备发起晋中战役,急需山西省汾阳、孝义、平遥、介休、祁县等14个县的1:5万的地形图,而且要求三天之内绘制完并印刷好送往前线。张国器紧急动员全体制图人员,将地图分割成小块,每人画一小块,然后拼接起来,突击一夜完成任务,送到石印厂印刷,按时将地图送往前线,保障部队作战急需。

军事测绘在作战指挥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我军在创建初期,没有专门的测绘机构和专职的测绘人员,因此也没有条件进行军事测绘工作。在1933年时,根据军事指挥和作战实际的需要,我军开始设立战场测绘机构,中革军委在作战局下成立的地图科,这是我军最早的测绘机构。据此,军委作战局地图科立即行动,把地图科仅有的6名人员划分2个小组,以桐梓至贵阳公路为界,以遵义新老城之间的小石桥为高程起始点,分工负责。“遵义测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军队进行的第一次范围最大的战场测绘,在当时作战频繁、设备简陋、环境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各级测绘人员千方百计搜集资料,冒着炮火硝烟,调查兵要地志,精心绘制军事地图,虽然时间较短,测绘地形略图不是很精准。

张国器回到冶陶后,立即向参谋处长梁军汇报了在前指受领任务的情况,并提出选调人员的要求。上级领导同意选调人员。1947年初,张国器来到河南涉县小井村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招待所选调人员。崔世芳(1930年出生,陕西省绥德县人。1947年2月入伍。曾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制图科、华北军区司令部作训处制图科,制图员、校对员;军委作战部测绘局、总参谋部测绘局参谋、副处长,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局长兼党委书记。1988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991年8月18日离休。)就是其中的一员。

据此,军委作战局地图科立即行动,把地图科仅有的6名人员划分2个小组,以桐梓至贵阳公路为界,以遵义新老城之间的小石桥为高程起始点,分工负责。在城区用导线测量控制点,在郊区用交会法测绘简易地形。此次测绘,地图科用6天时间,突击完成了南北长30千米、东西宽25千米范围的地形测绘。随后,地图科又指导协助各军团完成所担负的侦察测绘任务。在此较大规模测绘的基础上,中央红军首次成功绘制了以遵义为中心,东至绥阳、凤冈、印江;南至息烽、贵阳;西至古蔺、叙永;西北至习水、赤水、合江、泸州;北至桐梓、松坎、重庆等地,方圆数百里的交通路线图。

为了把方块字写好,老同志还帮年轻同志做了一个小木头尺子,写字时将笔靠在小木尺上,字写得又快又好,大大提高了绘图质量。绘图用的桌凳也是就地取材,有的桌凳坑凹不平,有的还有裂缝,绘图时很不好用,但当时就是这样的条件,只能凑合着用。

“遵义测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军队进行的第一次范围最大的战场测绘,在当时作战频繁、设备简陋、环境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各级测绘人员千方百计搜集资料,冒着炮火硝烟,调查兵要地志,精心绘制军事地图,虽然时间较短,测绘地形略图不是很精准,但在后来的作战指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我军后来的测绘工作奠定了基础。

崔世芳所在的制图科采取分工合作、流水作业的方法,经过3天3夜突击,完成了1:200万全国大型挂图108块图版的绘制任务,然后石印厂又奋战四昼夜,用三种颜色套印在36块漂白布上。后在制图人员的指导下,由缝纫厂工人拼接缝成为整幅布质大型彩色挂图。军委领导对此图非常满意。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刘少奇同志联名写信表扬制图科,并对制图科人员给予物质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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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四十年代,一批知识青年凭着一腔热血,投身八路军,克服重重困难,在敌人的枪炮声中,绘制出一幅幅军事地图,为抗战以及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近日,年近九旬的测绘专家崔世芳,向人们讲述了自己早年参加八路军,从事我军早期军事地图测绘的经历。

1935年2至3月间,在毛泽东指挥下,红军利用“遵义测绘”的地形略图和路线图,声东击西,征南战北,四渡赤水,取得了长征以来连续作战的胜利,并扭转了长征初期被动的局面。

1948年9月底,华北军区司令部作训处制图科在完成华南地图和中国东部1:50万地形图的绘制任务后,奉命从河南省武安县庄上村迁往石家庄市高迁镇。10月下旬,国民党飞机常来轰炸石家庄市及周边地区,傅作义集团乘党中央机关驻地兵力空虚,企图派重兵偷袭石家庄。制图科于10月31日转移到元氏县西台村,11月6日返回高迁。

军事测绘在作战指挥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我军在创建初期,没有专门的测绘机构和专职的测绘人员,因此也没有条件进行军事测绘工作。在早期的游击作战中,主要是靠当地人民群众做向导,或是用一般的地图指挥行军作战。后来,随着军队的发展和作战的需要,我军开始标绘了简要的军事要图,但都不是很准确。

制图科密切合作,采取流水作业,确保无误后,送石印厂印刷。全科同志克服各种困难,提前完成了1400余幅地图的绘制印刷任务,及时送到前线,保障了部队作战急需。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亲自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的4个纵队,约13万人,从山东临濮集至张秋镇的300余里地段上强渡黄河,突破了国民党的黄河防线,发起鲁西南战役,歼敌4个师部,9个半旅,6万余人,揭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刘邓首长来电勉励制图人员,军区为制图科荣立集体功,在冶陶的简易礼堂里召开了隆重的庆功大会。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后,根据红军长征进行大规模行军作战和准备在遵义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需要,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8日即电示各军团:“我野战军为与敌进行战斗,创立新根据地,对于现地区的地形道路应迅速侦察测绘并制图送军委”,电示并明确要求:测绘制图要以贵州1:20万地图为依据校正测绘,比例尺均为1:2.5万;以师或军团为单位组织,分期分组进行测绘;军团和师司令部在某地域停留1天以上即须测绘地形。同时,还区分了各军团和军委总司令部的测绘范围。其中,遵义新老城区及周围地形略图测绘由作战局地图科负责。

除了笔尖稀缺,解放区也没有笔杆,制图科的战士们就用高粱秆代替,长短粗细,根据自己的需要选取。选好后,插上笔尖就能绘图了,高粱秆取之不尽,方便实用,很受同志们欢迎。

后来,红6军团在长征途经贵州的旧州城,在扣押镇远教堂的传教士鲁道夫?勃沙特时,发现了他随身携带了一幅一平方米大小的法文版贵州地图,这对于不熟悉贵州地形的红军来说等于是无价之宝和指路明灯。军团长萧克便让这位传教士鲁道夫?勃沙特把地图上所有的道路、村镇的名字都翻译成中文。后来,红6军团就是靠这张地图走出贵州。可见,地图在红军时期的珍贵和重要性。

突击制图的任务开始后,制图科很快就绘好一批地图,为了保证地图的质量,决定成立校对组。校对组由裴元晓负责,崔世芳和郭靖远参加。审校工作是一项责任心强的细致工作。张国器曾为全科战士讲了一个例子:“抗日时,我们一支部队被敌人围困在一条河北岸的村子里,等待增援部队前去解救,增援部队赶到一看,被围困部队在河南岸的村子里,因河阻隔,延误了时间,被围困部队受到了损失。刘伯承发电报追查责任,原来是日本人绘制的地图有误。虽然没有追究制图人员的责任,但对制图人员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我军最早的一次大规模军事测绘,是在长征途经遵义时开始的。因此,在军史上也称之为“遵义测绘”,这也是我军组织作战部队进行的首次大规模的战场测绘。

1948年底,党中央、中央军委为了解和掌握解放战争的发展形势,部署和指挥战略决战,急需全国大挂图,军委作战部将此项特急任务交给华北军区司令部作训处制图科。

在1933年时,根据军事指挥和作战实际的需要,我军开始设立战场测绘机构,中革军委在作战局下成立的地图科,这是我军最早的测绘机构。但由于缺少测绘技术人员和测绘器材,地图科的工作人员主要承担相关的作战保障工作,没有技术和能力进行军事要图的标会和印制。所以,军事指挥作战需要的地图极度缺乏。时任红3军军长的贺龙在一次对部队的讲话中,就要求官兵特别注意收集地图,并强调说:“找到1份地图,比缴获10挺机枪还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