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别塔下:维多利亚时代文人的“词语焦虑”_文学研究_好文学网

 古典文学     |      2019-12-03 21:48

首先,文人们意识到很多人都在按自己的认识和意愿使用词语,不仅加剧了词语的混乱状态,还阻碍了他们之间的对话。卡莱尔经常批评当时政治、宗教、道德和文艺评论的用词日渐空洞,言不指物,导致“空话”泛滥,有人甚至口说空话而不自知,出现了“真诚的空话”。①罗斯金也经常提醒读者注意当时政治话语的混乱,如他在《手拿钉子的命运女神》开篇所说:“现在一切关于政府的流行言论,都只可能是荒谬的,因为缺少对术语的界定。”②他们意识到词语的能指和所指之间出现了一种无序状态,尝试寻求权威的或者能够共享的意义框架,如马修·阿诺德所说:“我们得在所用术语的意义上达成一致才行。”③他在《文学与科学》(Literature and Science)中解释“文学”一词时,不厌其烦地批驳赫胥黎对他的误解——“他说的是……他想让我说……我的意思是。”④这种句式很有代表性地体现了词语焦虑对写作的影响。

另外,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特别讲究秩序和比例,有严谨的构图、体系、和比例,来塑造一种理想化的协调秩序。而对罗斯金而言,这章特定的框架把工匠变成了奴隶,变成了机器和工具。在《建筑的七盏明灯》和《威尼斯的石头》中,他都特别关注哥特艺术的本质,将哥特式建筑和文艺复兴建筑对比,旨在批评后者的世俗技术性。更重要的是,罗斯金强调这种艺术是拜某一种特定的社会环境所赐,因为社会特别赞扬这种理想和精神状态。

“词语焦虑”并非维多利亚时代独有的现象,但在这一时期,随着工业社会的逐步形成,科学的发展和学科的分化,历史意识对英语的影响,以及浪漫主义语言观的延续,文人的词语焦虑带有了明显的转型时代特征,并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这就是罗斯金超越时空的魅力。

说到文人的“词语焦虑”,常想到的可能是表述焦虑。与文字打交道,难免会在表述方面产生焦虑。有时为传神达意,还要字斟句酌,推敲苦吟。浸淫文字越久,就越有可能担心辞令不明,言不逮意。不过,本文所说的“词语焦虑”并不仅指这种表述焦虑,或者说,表述焦虑只是“词语焦虑”这座冰山浮在海面之上的部分。更令维多利亚时代文人焦虑的是词语的无序状态,用他们的话说,就是符号与意义之间出现了一种“无政府状态”或“巴别塔似的混乱”。说“词语焦虑”而不说“语言焦虑”,主要是因为这种焦虑虽然本质上属于语言问题,却更具体地表现在词语层面,并且超越了语言,反映着文化和道德领域的焦虑。

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一方面,卡莱尔等人觉得一些关键词语的习常意义已经发生变化,有的甚至变得毫无意义,无法表达他们的思想。另一方面,他们也在尝试用这种文风抵制科学发展与学科分化对宗教信仰和思维方式的负面影响。19世纪的科学发展对宗教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只是众多的火药桶之一。对当时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宗教不只涉及信仰问题,还影响着社会生活和伦理体系。卡莱尔对“劳动”的强调、乔治·爱略特关于“责任”的论述,都是在信仰危机中尝试通过重构意义来挽救道德。这种重构既是他们焦虑的表现,也是他们抵制焦虑的手段。科技发展带来的新概念和新术语,不仅影响着词汇的构成,也改变着思想观念,在丰富人文学者修辞和想象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挤压了词语的神秘空间。自然科学的日渐强势,也将其思维方式渗透到了人文社科领域,社会学、经济学等“新兴”学科就深受自然科学和数学语言的影响,为追求专门学科或精密科学的地位,经历了“去神秘化”、“去道德化”的过程,压缩了词语的神性和伦理维度。社会科学又与自然科学一道,将其观念和词语扩张到人文空间,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导致了卡莱尔所说的“心脑分裂”和“知识的偏颇”。⑩纽曼指责政治经济学插手伦理,卡莱尔批判机械思维侵权越界,都是这种焦虑的表现。

他也认为身为雇工管理者的商人或工厂主有为人父母般的权威和责任。罗斯金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进入商业机构的青年已完全脱离了家庭的影响,于是他的主人就必须承担父亲的角色;否则,年轻人就不能像孩子那样随时得到具体的帮助。总之,主人的权威,以及其经营活动的总体氛围,再加上与年轻人一起工作的工友的人品,这些都会比家庭的影响更直接、更有压力,并常常决定了他是善是恶。这样,主人要想公正对待自己的雇工,唯一的途径就是严格审视自己是否在必要的情况下,能将他们视如己出。

一、词语焦虑的表现

生命之外别无财富

另一方面是浪漫主义语言观的影响。约翰逊博士在谈17世纪诗人考利的用词时说过一句名言:“语言是思想的外衣。”这种观点不仅疏远了语言与思想的关联,还设定了二者的主次关系。而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语言观则强调“整体”、“有机”,将语言与思想看作同一事物在不同维度的存在形式,如卡莱尔在《旧衣新裁》中所说:

因为怕次子在异乡留学时感到孤单,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法汉翻译家傅雷先生曾在家信中写道:赤子便是不知道孤独的。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创造许多心灵的朋友,你永远不要害怕孤独,你孤独了才会去创造,去体会,这才是最有价值的。罗斯金在世时,这样的精神世界也许并没有给他带来安慰。但他孜孜不倦地结合社会现实的创作,给艺术史留下了更宽广的世界,和以他命名的艺术学院同样隽永。哪怕不断有质疑和反对,也展示着这个精神世界的生命力,而这与社会同呼吸的生命力,正是他对艺术史的贡献。

作者简介:乔修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这与他在少年时代,就曾多次同家人去欧洲大陆游览不无关系。那里的建筑风光和艺术收藏都给罗斯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旅行也让他得以深入考察欧洲的建筑和艺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差异,也结合欧洲本身的兴衰,逐渐思考艺术的社会意义,认为艺术承载着一个时代、一座城市、一个国家的精神。

这种认识还受到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历史意识对英语的影响。这与19世纪英国民族意识的进一步增强、历史学和语言学的发展关系密切。值得一提的是特伦奇(Richard Chenevix Trench)。他曾担任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神学教授、都柏林大主教,但更有意义的是他在19世纪60年代作为语文学家的一系列着述。他的《论我国英语词典的若干不足》直接催发了后来《牛津英语大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的编纂。这部19世纪中叶开始编纂的大词典也的确贯彻了他所要求的“历史原则”,揭示了词语承载的历史,是一部名副其实的“英语史”。他之前发表的系列演讲《论词语研究》已经明确提出要研究英语语言的历史,主张了解词语的用法、源头和差别,因为词语是“历史或伦理的化石”,“承载着历史事实或人类的道德常识;即便道德感走入歧途,它们也能观察并记录下来”。他还向同代人提出,不仅要了解词语的历史,还要关注词语的现状:“一个时代的性格和道德状况,经常体现在这个时代新出现的词语或旧词语的新用法之中。”特伦奇等语文学家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影响日渐增大,罗斯金就受牛津大学语文学教授缪勒影响,在演讲中多次强调了解词源的重要性,并建议读者细致阅读缪勒的《语言科学讲座》(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1861)。

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

霍洛韦曾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圣哲》中说,卡莱尔不像纽曼那样严格地使用词语的习常意义,而是喜欢使用“新颖的、出人意料的、悖论的或极富想象力的意义”。⑥卡莱尔也因此饱受指摘。例如,特罗洛普虽然承认卡莱尔那些打破常规的用词具有摄人心魄的力量,却看不惯他那种天马行空的文风,在《巴彻斯特养老院》中嘲讽他为“悲观的反空话博士”(Dr.Pessimist Anticant),用“无比怪异的语言”来表达思想,居然也能让大众趋之若鹜。⑦威廉·汤姆森的指责更为严厉,认为卡莱尔在《论英雄与英雄崇拜》中“滥用”词语:“离经叛道的人如果不敢直言,自然会捡起一样武器,即竭力颠倒词语的旧有用法,通过混淆正确思维和错误思维的界线,为错误思维铺平道路。”⑧实际上,重新给词语下定义是卡莱尔等“圣哲”常用的论述方式。当时的《伦敦评论》上就有文章讽刺罗斯金,说他喜欢给词语下定义,可就是不懂什么是定义。⑨这在表面上看是文风问题,但实际上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罗斯金赞赏米莱在其成名作《奥菲利亚之死》中对自然的细腻描绘和对宗教符号的运用,曾主动邀请他来苏格兰和自己一起度假。罗斯金的父亲也给米莱一笔可观的佣金,让他给自己的儿子画一幅肖像。米莱以苏格兰的山野瀑布为肖像的背景,但就是在这场旅行中,米莱和罗斯金的妻子艾菲格蕾相爱了,旅行和绘画计划都不得不狼狈收场。第二年,艾菲向罗斯金提出离婚起诉,理由是未曾圆房。画中的罗斯金是在米莱后来在伦敦的画室完成的,日后米莱回忆说这是他最痛苦的一次作画经历。罗斯金本人也痛恨这幅肖像,为了不让自己的父亲看到它,他将画作送给了自己牛津时代的好友亨利阿克兰爵士。阿克兰爵士家族一直收藏此画近百年,到1965年才转卖给佳士得拍卖行。一直到 2012年,这幅画才进入公众视野,由以收藏前拉斐尔派作品著名的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借展。牛津大学是罗斯金和兄弟会成员们一同学习、生活、兴致昂扬地幻想过新的艺术理念的地方,由此,画中的罗斯金也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内容提要:本文所说的“词语焦虑”是指词语引起的焦虑或不安,是一个描述性而非规定性的说法。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正经历着“现代化”过程,面对前所未有的变革,文人在思考道德时,意识到了彼此之间在理念、概念和词语上的分歧并不断论争,导致了思想和话语层面众声喧哗的状态。他们对词语的无序状态可能造成的危害深感不安。这种焦虑不仅出现在用词语思考和写作的时候,还出现在对词语本身进行反思的时候。本文旨在探讨这种焦虑的表现和原因,指出文人重构意义体系的尝试也是转型时期抵制种种焦虑并重构道德的手段。

但事实上,也许罗斯金本人并不以为意,《现代画家》直接地影响了前拉斐尔兄弟会的成员们,给了他们一个启示:将对自然的细致描绘和象征主义结合起来。前拉斐尔派的创始人亨特说,罗斯金的《现代画家》解决了一个困扰英国艺术的大问题:仰赖过时的绘画习俗,缺乏有效的绘画符号,风格和技巧上都教薄弱。维多利亚绘画需要新的图像学来代替过时的比喻,还有其他不再对当下时代有意义的符号和象征。罗斯金鼓励年轻人挑战绘画习惯,尝试融合宗教和文化符号的现实主义,给绘画带来深意,好比十九世纪的象征主义或中世纪艺术那样。而通过前拉斐尔派的艺术实践,罗斯金也实现了他的理想为英格兰同胞指出了属于英国的艺术价值和艺术话语。

关 键 词:词语/焦虑/道德/维多利亚时代

绅士平民

人们说语言是思想的外衣,但实际上更应该说,语言乃是思想的躯体,是思想的肉身

这是《致后来人》的底色之一:对财富、对社会的有机理解,以生命财富论来驳斥当时享有盛名的经济学家,包括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生命之外别无财富,因为资本这个词本意为事物的头部、源头、根部,只有能产生与自身不尽相同的事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有生命的资本,而不是僵死的东西。

其次,文人们意识到词语的混乱不仅会阻碍他们之间的对话,还会给社会带来危害。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正经历着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领域的变革,如何理解、表述这些新体验?许多新词语或旧词新义,常令尚未摆脱“前工业社会”生活和思维习惯的人感到不知所措。在乔治·爱略特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那位乡间磨坊主就有这样的感受:“现如今这世道太乱了,到处都是让人稀里糊涂的字眼。”⑤文人们对“文化与社会”领域的许多关键词的意义变化尤其感到不安,不仅意识到这些变化使他们很难确切表达自己的意图,而且担心这些变化如果不为世人关注,很有可能会潜移默化地瓦解整个价值体系,因为词语变化不仅反映了社会变化,还反映了看社会的方式的变化。于是,他们反复强调自己所用的词义,重新给词语下定义,通过考证词语的源流谱系来批驳他人的用法或流行的意义,有时甚至故意歪解词语以表达自己的主张。

除了他的自传《过去》之外,罗斯金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是《英格兰的愉悦之处》,是他作为艺术史学者在牛津讲课的演讲录,似乎概况了他毕生之心血。这位赤诚的维多利亚爱国者,带着家长式的责任感,一心希望代领社会变,却无法在有生之年收获成果和知己。

后,文人的词语焦虑还表现在他们对自身角色和词语功用的认知上。乔治·爱略特认为:“任何发表作品的男性或女性都必然起着教师的作用,影响着公众的思想。”当时很多文人都意识到,一些颇有影响力的理论思潮不仅改造了词语,还通过这些词语影响了公众的思考。他们要揭露这些词语背后隐含的“利益”和“权力”。在他们看来,词语绝非思想的外衣,而是思想的化身。甚至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词语,有什么样的词语也会有什么样的思想。词语问题既在词语之中,又在词语之外,人们的思考很容易在不经意间遭到词语“绑架”。要想正本清源,就得守护词语。

罗斯金可以说是英国第一位艺术评论家。也是他最早在英国提出艺术是一个公共问题,应该从国家和社会层面进行重视。他认为艺术不仅局限于艺术家、鉴赏家和贵族,而应该是社会平等赋予每个人的文化财产。他也认为艺术和思想有同样地位,譬如建筑这种艺术形式就具有言语功能,因为建筑记录着事实,抒发着情感,尤其是庙堂和公共大型建筑物,作为史书,清晰地讲述着历史。因此在罗斯金看来,艺术家也肩负着传道人那样点燃大众心智的责任。

罗斯金在读大学之前,全是在家接受教育。父亲教他文学和艺术,母亲则教他读圣经。父母的虔诚和对当代艺术的欣赏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罗斯金日后的道德信仰和价值观。他最早接触印象派之父威廉透纳的风景画也是通过父亲:父亲的生意伙伴送给他一幅透纳的画,为罗斯金的审美打下浪漫主义的底色。浪漫主义正是当时兴起的新思潮。

1836年,十七岁的罗斯金进入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学习,注册时写的身份是绅士平民在讲究阶层身份的维多利亚时代,很明显罗斯金并不属于旧贵族阶层。他父亲是成功的生意人,能给他提供良好的教育,包括文化和艺术上的品味;但毕竟是白手起家,没有世袭的头衔和社会地位。

讽刺的是,罗斯金反感的工业技术也让维多利亚时期的交通工具变得更发达,让人们更容易到达远方。早在1825年,蒸汽火车已经可以通达欧洲和美洲,这意味着远行不再是王公贵族的专利,家境殷实的中产阶级也能负担得起长途旅行,出现了一批不再满足于将视野局限于英国本土的人。罗斯金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他靠做买卖发家,让儿子接受最好的教育,而且经常带他出国游览,以至于罗斯金最著名的论著《建筑的七盏明灯》和后来的扩充的《威尼斯的石头》都来自于他在欧洲旅行时的见闻和思考,探讨威尼斯建筑中的道德启示。

晚年的罗斯金饱受抑郁症的折磨,在自传中写道:医生认为我是过劳成疾,但我发疯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工作没有带来任何成果。如果大家知道我的作品得到何种待遇,就会明白我的痛苦了:我花七年写一本书,燃尽生命之火,出版后却没人相信里面的话。他的信仰也带给他不断的自责,害怕自己善意的努力不过是自己虚荣心作祟。他最隽永流传的作品《建筑的七盏灯》,被他自己认为一无是处,因为第一版里饱含被基督教会规范的道德感,而他本人尽管有虔诚的信仰,对教会的心情却充满矛盾。这在基督教会处于社会运作中心的维多利亚时期,意味着他要花更多力气来说服他的同代人。1858年,四十岁的罗斯金爱上了少女罗萨,但罗萨无法认同他的宗教信仰。1875年,二十七岁的罗萨发疯而死,五十六岁的罗斯金失去了追求了十六年的爱人。欧洲也依然在摧毁古建筑和古艺术,他无法从工业革命手中拯救他热爱的大自然。

罗斯金对艺术的看法也是他对自己的时代进行观察和反思的结果。他反感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的运行逻辑,认为现代机械生产和劳动分发使人失去了和产品之间的亲密联系。细致的匠人精神也被粗糙的形式、廉价材质和过分的批量生产所取代,商人谋取暴利,工匠却生活潦倒。这种生产方式和财富的分配方式会让英国社会陷入危机。因此,他反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工业生产和商业精神,更认为维多利亚时期欣欣向荣的经济发展是一种道德败坏的表现,因为大家贪婪地积累财富,不惜压榨他人,也造成了一批无法在巨大的金融链中失利的人群。大家尽管深知这种资本逻辑的阴暗面,却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改变现实。

《约翰罗斯金》。米莱画。来源:维基百科

作为赤诚的维多利亚男子,罗斯金也将他对欧洲的观察扩展到更广阔的世界,相信任何国家的艺术都是该国社会和政治美德的指数。这也带着英帝国鼎盛时期的自信,对道德伦理和知识文化的思考都带着四海之内皆准的普世性,这和当时英国的世界霸主身份分不开。不仅是意意大利,他也希望从印度中古艺术中寻找帝国衰落的蛛丝马迹,从过往的艺术创作中寻找可以作为借鉴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