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将领黄维坐牢27年不骂蒋介石 常言无罪可悔_军事历史_好文学网

 古典文学     |      2020-01-17 01:31

从1948年12月作为国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官被俘,到1975年12月后一批战犯特赦,黄维的人生走过了长达27年的低谷。

在这27年里,黄维在不断地接受改造,而有一个人不断地打听黄维的消息,去了台湾又回到大陆,留在上海,一次次地看到释放的战犯,却一次次地收获失望。终于等到了黄维,她却在团聚一年之后投北京护城河自杀。这个人就是黄维的妻子,蔡若曙。

“父亲”突然出现在黄慧南面前,是在1965年。高二学生黄慧南正在上海北郊中学的教室里上课,被教导主任叫了出去。

“你父亲来了,现在住在锦江饭店,你去看看他。”

“我不去!”黄慧南的回答出乎教导主任的意料。35年后回忆起“父亲”的来临时,黄慧南感觉“这个人与我是不搭界的,我一点都不想去见”。

父亲被俘后,黄慧南一直与妈妈、外婆、姨妈、姨父生活在一起。她很坚决,不愿意去就是不愿意去,但教导主任说“这是给你的一个政治任务,你要帮党做工作”。

“当时妈妈已经去了在北京的姐姐家”,黄慧南跟着姨父来到了上海锦江饭店。一见到父亲,黄慧南心平气和地喊了声“爸爸”,父亲的高兴至今让她记忆犹新。这个老人从上到下打量着这个唯一从来没见过面的孩子,找些话题与女儿聊天,现在在哪上学、读高几、生活怎么样、以后准备学什么等。“我说,以后想学医。父亲并没有反对。”

黄慧南看到眼前的父亲,心里想“也没那么可怕”。她解释说:“本来以为爸爸的形象很狰狞,他被说成放毒气的杀人魔王。我看到他觉得这个老人挺和蔼的,不是那样的人。”

这对父女的谈话并不是在私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我爸爸等一批战犯被组织到各地参观,乘专列先到杭州,然后到上海。安排与家属见面是改造的手段之一,我们聊天时还有穿便衣的陪同人员在旁边做记录。”自1956年开始,在押战犯不仅可以参加“五一”“十一”的天安门庆祝活动,还被组织外出参观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武汉长江大桥、南京中山陵等。

61岁的黄维刚从杭州到上海,就兴致勃勃地向女儿讲述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对杭州的建设赞不绝口。“组织参观非常有效,他逐渐改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思想开始有所转变。”后来黄维说:“国民党以前想做而没有做的事共产党做了,而且做得很好。”

“我们和父亲聊了很久,还一起吃了午饭。”但是,眼前的这个老人还是让黄慧南感到十分陌生,她甚至不关心他在上海要待几天。黄慧南这时还不知道,父亲当年离开时,她还在母亲腹中。那是1948年夏天,黄维带着妻子、两个儿子、大女儿正在庐山避暑,突然接到命令要立即下山赶回武汉。于是黄维告别了怀有9个月身孕的妻子和三个儿女。黄维不会想到,他再次回家的路要走27年。

“徐蚌会战”的阵亡消息

在丈夫离开近半年后,蔡若曙等到的却是黄维在“徐蚌会战”中阵亡的消息。“那个时候妈妈很着急,听说爸爸战死了,觉得天都塌下来了。”比黄慧南大十多岁的姐姐黄敏南回忆说。

黄维被俘后,国民政府宣布黄维阵亡,并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眼看事已成定局,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大潮汹涌,蔡若曙1948年底带着襁褓之中的小女儿黄慧南和三个并未成年的儿女去了台湾。几个月后,蔡若曙偷偷回了一次大陆。凭直觉,她不相信丈夫已死。终于,蔡若曙得知黄维没有死,而是被俘了。

从被俘的第一天开始,黄维就表现出不合作、不配合。中原野战军联络部长杨松青动员十二兵团的高级将领给被围在陈官庄的杜聿明、邱清泉写劝降信。八十五军的参谋长陈振威写好了信,请各人签名,只有黄维不签。

一个年轻的新闻记者采访黄维:“你为什么不早些投降?”黄维把桌子一拍,大吼起来:“有战死的烈士,没有苟活的将军,我为什么投降?为了国家民族利益,我要战斗到一兵一卒……”这仿佛预示着改造黄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事实也是这样。黄维和杜聿明、宋希濂等人一起被关在位于北京德胜门外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初到功德林时,黄维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君子不事二主”,与管教人员坚决对立。管教人员曾撰写回忆文章说:黄维认为自己之所以成为阶下囚,就是因为打了败仗。有回忆说,在学习中,黄维不是沉默不语就是大放厥词,“大家说抗战结束后蒋军抢夺胜利果实占领根据地时,他说国军是当时合法政府的正规军队,只要在中国的领土内,去哪里都是合法的,阻挠军队进驻就是叛乱”。而且,对其他认罪悔过的战犯,他还大肆讥讽挖苦。他对监狱睡觉不许关灯的规定也非常不满,大骂没有人性。当时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既有国民党战犯也有日本战犯,日本战犯享受不用劳动的优待,黄维就大骂:“我们再有罪也没日本人罪大,凭什么日本人可以待着,我们就要劳动?”

有同期战犯回忆说,在战犯管理所,黄维走路始终挺着腰杆,将军风范丝毫不失。他还留起了胡子,自称“在国民党时期留的胡子不能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剃掉”。在随身的本子上写下了于谦的《石灰吟》和文天祥的《正气歌》自勉。

当时监狱规定每个战犯要读一些指定的学习书,并结合自己的罪行谈读书体会。杜聿明读了《论持久战》,写下万余字的读书笔记,并且要求把自己的读后感寄给蒋介石;黄维却拒绝写任何悔过书,他说自己“无罪可悔”,唯一惭愧的是十几万大军在自己的领导下溃败,所以黄维在战犯和管教人员眼里是“拒绝改造”的典型。

父亲缺席第一批特赦,母亲病倒

44岁的黄维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斗争”的时候,并不知道家人在外面急切地等待着他的消息。

在这期间,蔡若曙带着四个孩子离开了台湾,在香港住了一年后,回到大陆定居上海。“我妈妈的字写得很漂亮,她经常去街道、居委会帮忙出黑板报,做些抄写登记工作。几个月之后,妈妈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一份上海图书馆的工作。母亲就是这样执意要回到父亲身边,执意地自食其力等待父亲回家团圆。”

在上海,虽然身为战犯家属,蔡若曙的工作还算如意。大女儿黄敏南报考复旦大学,校方报到周总理那里,也顺利获批入了学。虽然是租房子居住,但街道对这家突然来的外乡人没有敌意。黄慧南在上海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与姐姐上大学的曲折一样,在高中入学时,她报考的复旦附中不敢收,但是握着档案又舍不得放,幸亏班主任和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的北郊中学女校长朱瑞珠相助,才入了重点中学北郊中学。

8年后的1956年,蔡若曙获准与长女黄敏南一起去监狱看望丈夫。黄敏南回忆说:“觉得他还是没变,还是原来那个样子,只是老了。父亲年轻的时候还是挺英俊、挺帅的,到那个时候他的精神状态还是保持原来的,他走路还是挺着腰杆,但是他很衰弱。在那种场合下,我当时很想哭,但是他是战犯,所以我觉得我又应该站稳立场,我就劝他要好好改造,我妈妈也主要是劝他好好改造,就是说你为家里人想想,你也应该有所变化,那不一定是说违心之言,但是你起码应该有个接受的态度,他根本就不接受。”

蔡若曙还带去了黄维从未见过的小女儿的照片。对蔡若曙和女儿的劝解,黄维始终不接受,“但是那张照片被父亲放在了上衣的左兜里,像宝贝一样始终珍藏着。那时我9岁,妈妈突然带我去照相馆照相,我不知道是为了送给父亲。”

果然,父亲要释放回家的事终于有眉目了。“北京的有关部门通知我姐姐和姨妈,上海这边有关部门通知我妈妈,都说准备迎接父亲回家,要我们家人注意听广播,但真的等到广播时,没有听到。”1959年12月4日,高人民法院宣布了第一批特赦名单,功德林监狱里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杨伯涛、邱行湘等10人获释。名单里没有黄维的名字。

巨大的希望突然幻灭,蔡若曙万念俱灰。长达11年的等待一切成空。一天下班后,蔡若曙带着大量的安眠药来到图书馆书库,她想静静地离开这个世界。前来查阅资料的同事发现了吞下安眠药的蔡若曙,紧急送往医院后,才挽回了生命。

“妈妈是个善良、热情、要强上进的人,但是精神一直很紧张,长期处于压抑中,那时候也不知道以后还会有第二批、第三批,妈妈的希望彻底被毁灭了,就这样得了精神病。”蔡若曙出现幻听、失眠等症状,无法继续工作。在上海图书馆工作不足10年后,蔡若曙因身体原因无法继续工作下去,“我非常感恩上海图书馆,是上海图书馆给我母亲办的退休,虽然退休金很微薄,但每个月有得发,还可享受公费医疗。妈妈常常要住院,天天都要吃药,这个待遇对她太重要了。”

若干年后,黄家姐妹了解到,“父亲本应在第一批被释放的内定名单里,但由于父亲顽固,认罪态度很不好,战犯管理所不同意释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