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way必威官网“三反”“五反”运动简介

 现代文学     |      2019-12-03 01:00

  (五)清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经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尽量发展私人工业(只要资本家愿意和合乎《共同纲领》),逐步缩小私人商业;国家逐年增加对私营产品的包销订货计划,逐年增加对私营工商业的计划性;重新划定私资利润额,既要使私资感觉有利可图,又要使私资无法夺取暴利。

三反、五反运动是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的统称。 1950年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为了恢复国民经济,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措施,其中之一是调整工商业中的公私、劳资、产销关系。调整后,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但资本家中的不法分子不满足于用正常方式获得一般利润,力图利用和国营经济的联系,以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手段牟取暴利,企图抗拒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削弱国营经济。他们在经济上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在政治上、思想上腐蚀了工人阶级和国家工作人员。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促进经济建设。在运动中,揭发出大量的贪污盗窃现象,而贪污盗窃又与党和政府内部存在的严重官僚主义紧密相联。因此,党中央在1951年12月1日和8日分别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及《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强调必须把三反斗争看作像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样重要,要大张旗鼓地发动广大群众。从此,三反运动在各地区各系统各部门迅速展开。1952年1月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单位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1月5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三十四次常委会上作了《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讲话,号召全国工商界积极参加三反运动。在三反运动中,一些单位揭发出私人工商业者的贪污、行贿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为此,中共中央于1月5日发出了《关于在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3月11日,政务院公布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3月28日,政务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文件根据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规定了对贪污分子的处理办法。 在三反运动中,又暴露出大量的贪污盗窃与社会上不法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行为密切相联,要彻底铲除三害,就必须反掉五毒。为此,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向违法资本家开展一场大规模的五反运动。2月上旬,五反运动从各大城市开始,很快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3月11日,政务院批准公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方法》,把私营工商户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5类进行定案处理。定案处理的结果是:守法户占总户数的10—15%;基本守法户占50—60%;半守法半违法户占20—30%;严重违法户约占4%;完全违法户约占1%。1952年4月公布了《关于结束五反运动中几个问题指示》。10月党中央批准了安子文、廖鲁言关于结束三反、五反运动的两个报告,三反和五反运动胜利结束。 三反、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为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必威app下载,以史为镜,掩卷遐思,我不能不引发感慨:六十多年前,仅贪污1万元就被定为“大老虎”,由此可知当时我们的党中央对惩治腐败防微杜渐的坚强决心。历史已经昭示,在那种惩腐须用重典的形势下,我们的党风端正,社风清明,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为之焕然一新。联想到今天党内和社会上的腐败现象,类似这样的“大老虎”该是有多少?据近些年来报刊不时披露,在我们一批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中,贪污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竟大有人在,而奢侈浪费与贪污腐败又往往是交叉合流且兼而有之。奢侈浪费和贪污腐败现象的蔓延已严重破坏到我们的党群关系,影响到我们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时下何以要惩治腐败迭出重拳,那分明是在呼应六十多年前“三反五反”运动的警世钟声。

  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这个决定是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他在加写的一段话中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①(①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稿时加写的话,手稿,1951年12月。)

我静静地翻阅着这些案卷,这些虽然纸张发黄、文字模糊的案卷里面,分明有着厮杀之声,有着人头落地。那时,人们对贪污犯有一个形象的称谓,就是“老虎”,故有“打老虎”之说。中央规定“大老虎”的标准为6条:个人贪污1亿元以上者;个人贪污不满1亿元,但给国家经济造成严重损失者;满1亿元以上的集体贪污案的组织者、主谋者;贪污5000万元,但性质恶劣,如克扣救济粮、侵吞抗美援朝捐款;与私商勾结盗窃经济情报,或利用职务自肥,使国家损失1亿元以上者;全国解放时隐瞒吞没国家财产或官僚财产未报,价值在1亿元以上者。凡符合以上6条之一者,即为“大老虎”。为防止实际操作过程中混淆政策界限或盲目追求打“虎”数量,湖北省委将“大老虎”的标准直接界定为“直接贪污1亿元以上者”(1955年3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人民币,新人民币即现在人民币,1元等于旧人民币1万元,1亿元折合今天的人民币1万元)。至于对不同的“老虎”们是如何不同的量刑处分,文件中并没有具体详说,但既然谓之为“老虎”,在必打之列则是必然的了。

  年上半年,党内曾有一个自发、半自发的反对资产阶

这足迹仿佛一下子将我与那段历史拉近了。案卷里保存的各类文件和材料,记录着“三反”“五反”运动的点点滴滴,分明都经过当年那些老前辈们审阅、批示、传看、执行过,它们的时代性和权威性可想而知。这足迹既让我感到历史的斑驳久远,又感到时光的无情易逝,六十多年前波翻浪卷的情景早已成为过眼云烟,但分明又触手可摸,似在眼前。

  团拜会后,有一场晚会。许多部长和副部长早已坐立不安,没有心思再去欣赏精彩节目了。团拜一结束,纷纷离场,赶回机关,连夜部署本系统的“三反”斗争。


  鉴于贪污在旧币一千万元以下的中小贪污分子占全体贪污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五至百分之九十七,中央曾规定,对其中情节不严重者,一般应免予刑事处分,有的还可以免予行政处分。这样,大约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中小贪污分子可以免予刑事处分。毛泽东认为,这个规定便于争取团结和教育改造这一批人,以利开展“三反”斗争和建设工作。同时,他觉得对很多的小贪污分子的行政处分还可以更宽一些,在中央已规定的撤职、降级、调职、记过这四项外,再加一项最轻的处分——警告①(①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2年3月11日公布的《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中,行政处分共六项:警告、记过、降级、降职、撤职、开除。)。他说,这样,很多小贪污分子(约占全体贪污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上下),只须给以警告就可以了,“使大多数小贪污分子减轻对抗情绪,利于团结改造”。②(②毛泽东给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林彪、聂荣臻的信,手稿,1952年2月9日。)

六十多年前的案卷,比我们的年龄还长,它静静地躺在那里,时间在不断诠释它们的历史价值,我们应当无比珍惜和善于运用这笔宝贵的执政财富。

  这时,已经是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凌晨两点。信封上写着:“尚昆派人飞送。”毛泽东想了一下,又把值班秘书罗光禄叫来,对他说:“尚昆同志睡了,你直接去办。要谭政同志亲收,要取回他的收条。”一日上午八时,罗光禄带着毛泽东给谭政的亲笔信,乘专机直飞汉口。

范国强

  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新中国成立前夕作过明确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在革命胜利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③(③《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1页。)《共同纲领》也规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④(④《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8页。)

betway必威官网,档案局的工作确实令人钦佩,尽管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但这些案卷却都保存完好,卷宗都是红色硬壳封面,各类文件材料分别按时间顺序装订成册,每册前面均有目录,便于查找。档案工作在一些人看来本枯燥乏味,也没有个人功利可图。但档案局的同志却将之做得这么实在,他们是在用行动证明,档案工作图的是党的功利,是国家的长远大计,它给后人留下的是党和国家所走过的历史足迹。

  在这一系列会议之后,全国“三反”运动迅速进入一个新阶段,就是集中力量打“老虎”,一下子把运动推到高潮。这一布置,首先是在一月十九日中直总党委召开的有一千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宣布的。“老虎”,这是当时人们对贪污犯的称呼,贪污旧币一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叫“大老虎”,一亿元以下一千万元以上的叫“小老虎”。

小城编写党史二卷,党史部门邀我写“三反”“五反”这一章。“三反”“五反”运动发生在建国初,离现在已经六十多年了。因属保密件,市档案局的一般档案里查不到这方面的内容,经市委办出面,几番周折才得以看到那个年代的案卷。

  毛泽东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对守法的工商户鼓励他们照常营业,对有些小问题的工商户尽快做出结论,归入守法户,使守法户的面扩大一些。守法的和半守法的这两类工商户加在一起,据毛泽东估计,占全部工商户的百分之九十五左右。他说:“城市中在处理了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的守法和半守法两大类资本家以后,人心就大定了,暂时停顿或半停顿或不活跃的经济活动就可恢复了。”因此,毛泽东提出:“各城市市委、市政府必须在适当时机用主要力量放在处理前述两大类资本家方面。”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处理不法工商户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2月22日。)

然而,谁也不能否认,这些看似不太符合规范公文的薄薄的几本原始案卷,却蕴藏着世纪风云,记录着人世沧桑,案卷里有一股凛然正气荡漾其间。“三反”“五反”运动是在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刚刚取得执政地位的历史背景下开展的。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就明确提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毛泽东主席也及时告诫全党要“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但是,在进城后的两年间,各地党和国家机关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时称“三害”)却不断发生,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1951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朝鲜战争发展的趋势及其对策,考虑到1952年全国可能出现财政困难,决定采取精兵简政、压缩开支、厉行节约、禁止浪费、增加生产等开源节流措施,以落实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需发展”的战略决策。根据中央精神,从1951年11月开始,各地发动了全面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各省市和中央局在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中发现的“三害”现象上报中央后,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高度重视,他指出:“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12月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中深刻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1949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中央决定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作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这一中心任务的重大措施,要求各地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检查贪污浪费行为和官僚主义现象。12月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中进一步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由此,“三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与“三反”运动几乎是同步开展的“五反”运动也如火如荼进行,“五反”运动既是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对资产阶级进行限制与反限制斗争的继续,同时又是“三反”运动向纵深发展的结果。1951年底,随着“三反”运动进入高潮,全国各地在清查党政机关内部浪费、贪污、官僚主义“三害”的过程中,发现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的贪污腐化行为与资产阶级的腐蚀拉拢直接相关,多数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就是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根据“三反”运动揭露出来的线索,资本家的违法行为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当时称之为“五毒”:一是行贿。二是偷税漏税。三是盗骗国家财产。四是偷工减料。五是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三反”“五反”运动历时分别只有10个月和5个月,但成绩巨大,效果显著,得到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衷心拥护、积极参与和高度评价。据资料表明,“三反五反”运动中,全国各地揭露出了一批严重的贪污盗窃案件,并先后召开了坦白检举大会和公审大会,对于严重犯罪分子依法严惩。最典型的例子是依法判处了大贪污犯、原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和原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死刑。据统计,全国有共850万到900万人参加了运动,其中总人数的4·5%经最后核实定案给予了各种处分。在黄石,当时参加运动共计533人,贪污亿元以上的1人,千万元以上的35人,百万元以上的173人。百万元以上的贪污赃款总数22·01亿元,造成损失36·7675亿元,退赃2·907亿元。“三反五反”运动的胜利,打退了不法资本家的进攻,巩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在私营企业中建立了工人监督,并实行了民主改革,对工商业者普遍进行了守法经营教育,创造了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利条件。同时也挽救了一批国家干部,起到了清除旧社会污毒和移风易俗的作用,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彻底查明私人工商业的情况,以利团结和控制资产阶级,进行国家的计划经济。情况不明,是无法进行计划经济的。

六十多年前的案卷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陆续接待了一些来自家乡的亲友。来的时候,他都热情款待;走的时候,常常给一些钱,接济他们的生活,解决他们的困难。这些招待和接济亲友的钱,照例都从他的工资和稿费里支付,从不用公家一分钱。他时常收到家乡亲友的一些来信,有的是要求安排工作的,有的是要求来北京学习的。毛泽东一概婉言回绝。

我静静地翻阅着这些案卷,像穿越时空隧道来到了那个年代。那是人民共和国刚诞生不久的年代,国家本来就一穷二白,战争疮痍还未抚平,抗美援朝烽烟又起。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都不高,这从案卷的纸张和打印质量就可以看出端倪。纸张普遍呈暗黄色,一是时间相隔太久,二是纸的质量太差。有的纸张很薄,正面的字在反面亦可看到;有的还是用的那种马粪纸,颜色已接近深黑。有的文件上用蓝油墨打印的字已挥发成砣状,辨认不清字迹。有的文件材料还是用钢板人工手刻,字体歪歪斜斜。一个地级城市的文件材料竟如此粗糙不堪,实出乎我意料。文字也不规范,言不及义之处甚多,语法修辞更不讲究,许多口语俚语充塞其中,字里行间间或还有骂人的语句,可想而知文件起草者的文字能力也有限,由此亦不难找到几许当年“大老粗坐天下”的感觉。**

  这些日子,毛泽东连续几个晚上召集会议,研究和布置“三反”运动,以期把这一运动更加深入而广泛地开展起来。

  毛泽东在指导运动的过程中,在理论上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这对于保证“五反”运动不出现原则性错误和大的偏差,起了重要作用。在指导实际工作中间时刻关注着思想理论动态,用正确的理论去指导实践,这是毛泽东领导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

  从以下他写的几个批语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当时对党内这一斗争形势的估计。

  元旦这一天,下午五时半,毛泽东邀请十几位民主人士和党内几位负责人,在颐年堂聚会。他们是张澜、李济深、黄炎培、陈叔通、马叙伦、章伯钧、马寅初、郭沫若、傅作义、张奚若、彭泽民、邵力子、朱德、董必武、林伯渠、薄一波、李维汉、胡乔木、杨尚昆、齐燕铭。六时半,毛泽东同他们一起来到怀仁堂,出席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的团拜会。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日东北局的电报中说:“从两个月来所揭发的许多贪污材料中还可看出:一切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是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十二月二十日华东局的报告提出:“鉴于党政内部的贪污往往是由非法商人从外部勾结而来的,因此,必须注意调查奸商并发动群众检举控告不法商人的运动,对证据确凿的不法商人,亦应严加惩处,以便内外配合,彻底肃清贪污分子。”西南局的报告同样反映了贪污分子与奸商相勾结,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的事实。

  (二)明确划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肃清工会中的贪污现象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清除资产阶级在工会中的走狗。……

  (六)废除后账,经济公开,逐步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的制度。

  从十二月四日到七日,毛泽东连续转发北京市委和中央几个部的“三反”报告后,觉得问题实在严重,“三反”斗争非全民动员、大张旗鼓地进行不可。遂于八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到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他甚至估计,“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②(②根据安子文1952年10月25日关于结束“三反”运动和处理遗留问题的报告,在“三反”运动中,被判处死刑的贪污分子共42人(内有杀人犯5人),死缓9人。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86页。),这当然是一种过分严重的估计。但透过这些,看到了毛泽东对贪污腐败的深恶痛绝和反腐败的决心,绝不能容忍这类丑恶现象侵蚀党的肌体。同时,他又要求各级领导要查明情况,心中有数,“精密地掌握这一斗争”。

  从上述各项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五反”运动的定案处理,主要不在于从违法资本家那里搞到多少钱,而是有更深远考虑,着眼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着眼于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着眼于对民族资产阶级关系的正确处理。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日,公审大会在河北省当时的省会保定举行。刘、张二人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消息传开,人心大快,称颂共产党廉洁清正,大公无私。它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发动“三反”,惩治腐败决不容情。中国共产党人决不做李自成,决不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不让千千万万先烈的鲜血自流。

  有这样的变化?这可以从进城三年的历史来看。一九五O

  毛泽东转发高岗的报告,是向全党发出进行“三反”斗争的第一个号令,紧接着转发这两个报告,则进一步提出,要把“三反”当作一场大斗争来进行,在全党彻底揭露和惩处一切贪污行为,以防止党被腐蚀的极大危险。

  (三)改组同业公会和工商联合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们及其他业已完全丧失威信的人们出这些团体的领导机关,吸引那些在‘五反’中表现较好的人们进来。除完全违法者外,各类工商业者均应有代表。

  由于自上而下地压“打虎”指标,而且有层层加码之势,一些地方出现了偏差,甚至用逼供信的办法打出了一些假“老虎”。毛泽东一发现这个问题,就立即提出:必须严禁逼供信,纠正错误。运动到了高潮时期,必须唤起同志们注意这一点。二月九日,他在致高岗并告各同志的电报里指出:个别单位“已出现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纠正)。各地如出现此种情况请予迅速纠正”。①(①毛泽东致高岗并告各同志电,手稿,1952年2月9日。)二月二十二日,他在转发华东军区“打虎”报告的批语中又指出:全军打虎战斗已达高潮,“目前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第二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账,算细账,清查老虎真假,严禁迫(逼)供信。注意这两条,就可获得全胜。”②(②毛泽东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打虎’’情况和部署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2月22日。)二月二十六日,他在转发中直党委“打虎”报告的批语中,再一次强调:要材料,要证据,严禁逼供信,指出这“是目前打虎作战是否能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的所在”。③(③毛泽东转发中直党委关于“打虎”工作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2月26日。)

  这八条,概括了“五反”运动的基本方针,使全党对“五反”运动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更加自觉地领导这场斗争。这八条,不仅有经济意义,而且有政治意义。它使“五反”运动同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同国家发展的方向息息相关。做到了这八条,就可以实现毛泽东所希望的国家有可能完全控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局面。正如他所说的,搞“五反”运动,“主要不是为了搞几个钱,而是为了改造社会”。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的指示》,手稿,1952年5月9日。见同上书,第203页。)

  毛泽东还收到邓小平二月二十二日发来的一份电报,反映西南地区工商业出现的显著的停滞现象:贸易额和税收明显减少,国营公司百货营业额只有原先的百分之三十,工业器材仅及百分之十五,许多私营企业无事可做,大量的建筑工人失业。工商业的停滞,加剧了城市贫民的困难,重庆一区二万人(占该区人口三分之一)到了无食缺食的地步,开始对“三反”、“五反”表示不满。邓下平建议中央采取紧急措施,从恢复部分建筑业和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人手,启动市场。毛泽东表示同意,要求“各中央局严重地注意解决邓小平同志电报所提出的那些同样的问题”。③(③毛泽东在中央给邓小平的复电稿上加写的话,手稿,1952年3月7日。)

  不论是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指示,还是他写的批语,口气都十分严厉,提出的要求都必须雷厉风行地办到。他要求各大军区都要发“三反”斗争简报,互相比赛战斗成绩,由中央加以评判。这些要求是不适当的,很容易造成偏差。

  郭士逵,是韶山的一位农民。一九二五年毛泽东在家乡组织农民运动时,湖南军阀赵恒惕来捉他,郭士逵曾经帮助他脱险。可以说对他有过救命之恩。一九四九年十月,郭士逵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他生活困难,希望在省外给他安排一份工作。一九五零年三月十四日,毛泽东复信给他,说:“先生处境困难,深为系念。工作问题,仍以就近设法等候机会为宜,不宜远处省外,徒劳往返。”②(②毛泽东给郭士逵的信,手稿,1950年3月14日。)

  这是完全正确的。”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西南局关于开展“三反”斗争报告批语,手稿,1951年12月17日。)要“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并且务必于一九五二年一月上半月取得显著成绩,下半月取得更大的成绩”。①(①毛泽东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斗争的一周通报的批语,手稿,1951年12月30日。)

  这是大规模惩治不法资本家犯罪行为的第一个号令。

  “西南局指出,过去反贪污斗争之所以效果很小,是由于没有像镇压反革命一样大张旗鼓地作为一个普遍的运动来发动,没有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

  刘青山、张子善事件,是“三反”运动中暴露出来的第一大案。毛泽东直接督促案件的处理,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刘青山、张子善利用职权,先后动用专区地方粮折款二十五亿元,宝坻县救济粮四亿元,干部家属补助粮一点四亿元,从修潮白河的民工供应站苛剥获利二十二亿元,贪污修飞机场节余款和发给群众房地补价款四十五亿元,以修建名义向银行骗取贷款四十亿元。总共贪污挪用公款约二百亿元(以上均为旧币)。他们还同私商勾结,用公款倒卖大批钢铁,中饱私囊,使国家蒙受很大的经济损失,干部群众反映强烈。事发后,华北局及时将情况及处理意见(逮捕法办)上报中央。毛泽东当即作了批示,肯定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

  建国初,当地政府曾计划为毛泽东在家乡建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直通韶山。毛泽东闻讯,当即写信给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并告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信中说:“据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现正进行在我家乡为我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通我的家乡。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③(③毛泽东给黄克诚、王首道并告邓子恢的信,手稿,1950年9月20日。)

  时至一月中旬,毛泽东还认为,很多地方“三反”斗争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大小贪污分子和浪费现象远远没有揭露出来。他要求“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②(②毛泽东对遵义军分区关于“三反”运动的综合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1月14日。)

  这一年多时间内,大家对资产阶级不够警惕了。资产阶

  这份报告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第二天(二月十五日),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指示,要求“各城市市委市政府均应于开展‘三反’和‘五反’斗争的同时,注意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如果在一个短时间内出现了不正常状态,亦应迅速恢复正常状态”。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五反”中对各类资本家的处理意见的指示,手稿,1952年2月1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95页。)以后,他为中央转发上海的一个“五反”报告时,以更为明确而坚决的口气说:“尤其不误生产,极为重要,各城市凡误生产者,均应立即改变做法。”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薄一波关于上海“五反”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3月29日。见同上书,第20页。)

  级的斗争。这个斗争是不妥当的,也是错误的。因为当

  从一九五二年五月起,毛泽东开始着手部署结束“五反”的工作。早在四月初,他就提出“五反”时间不宜拖得太长。他说:“打击要适可而止,不能走得太远;走得太远,就要发生问题。我们已经对资产阶级打了一下,现在可以在新的基础上和他们讲团结了。”③(③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82页。)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始终没有忘记新中国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其他一切工作,包括“五反”在内,都必须服从这个大局。

  一方面,对一般的贪污分子,尽可能地从宽处理,甚至不划为贪污分子,把绝大多数的人尽快解脱出来,以利于团结和教育更多的人;另一方面,继续要求深挖“老虎”,特别是“大老虎”,这是毛泽东在“三反”运动后期的一个指导思想。

  毛泽东要求全党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①(①毛泽东给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的电报,手稿,1952年1月23日。)他说,大小老虎“已经是资产阶级分子,是叛变人民的敌人,如不清出惩办,必将为患无穷”。②(②毛泽东致志愿军党委并告东北局电,手稿,1952年1月25日。)“我全军对于贪污腐化犯法乱纪情节严重的分子,必须一律予以惩办,不得姑宽”。③(③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给华东军区党委复电稿上加写的话,手稿,1952年2月5日。)

  一九五二年六月,毛泽连的母亲病故,毛泽连本人又不慎跌伤了脚。毛泽东十分关心,这年十月写信给他的房兄和启蒙老师毛宇居,说:“毛泽连来信叫苦,母尚未葬,脚又未好,兹寄人民币三百万元②(②这里是人民币旧币,1万元旧币折合1955年3月1日起发行的人民币新币1元。下同。),以一百万元为六婶③(③六婶,即毛泽连的母亲。)葬费,二百万元为泽连治病之费。请告他不要来京,可到长沙湘雅医院诊治,如湘雅诊不好,北京也就诊不好了。”他特意在信的末尾嘱咐说:“这些钱均是我自己的稿费,请告他们节用。”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随着对资产阶级“五毒”行为的揭发和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在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中产生了一种“左”的情绪。这种情绪反映到理论战线上,表现在中宣部主办的《学习》杂志一九五二年第一、第二、第三期上发表的带有原则性错误的文章。这些文章实质上否定资产阶级在现阶段还存在两面性,认为资产阶级现在只有反动的腐朽的一面,而没有积极的一面。毛泽东发现这个错误,进行了相当严厉的批评,中宣部为此作了检讨。

  毛泽东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午十一时开始工作,到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上午七时半才休息,连续工作了二十个小时。

  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一位同学毛森品,几次致信毛泽东,请求推荐工作。毛泽东也复信婉拒了。信中说:“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德,不知以为然否?”①(①毛泽东给毛森品的信,手稿,1950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