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贡献

 现代文学     |      2019-12-03 01:00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参与领导了中共”六大”的召开,担任大会的秘书长。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和向忠发、苏兆征、蔡和森、项英一起,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常委分工,周恩来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并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
  向忠发主要因为是工人出身,在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委会主席。但他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不行。“六大”后,新的中共中央的工作计划,是由周恩来起草提出的。在这以后的大约两年多时间内,周恩来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工作的主要主持者。当然,除了向忠发外,中共中央常委还有其他同志和后来增补的李立三。说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工作的主要主持者,从他在六大后的中央内所起的实际作用看,是明显的。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解决了当时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存亡和革命发展的若干个关键问题。
  (一)1928年,周恩来最早提出了思想建党的问题。
  在党的建设上着重从思想上建党,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特点和优点之一。大革命失败后,必须整顿和重新建设党。蒋介石、汪精卫反共,大批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牺牲在昨日朋友、今日敌人的屠刀下,但是也有一些人在形势转变关头消极动摇,甚至叛变投敌。因此,中国共产党不但要从组织上改造和建设,而且必须从思想上加强无产阶级的坚强的斗争意志。另一方面,斗争的实际使党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就是从城市转向农村,革命的武装割据已经开始,大批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涌入了革命队伍。到1928年11月,党员成分中已有75%是农民。对于他们,组织上吸收入党了,同时必须看到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在党内的发展和影响,存在着如何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小资产阶级意识的问题。1928年11月11日,周恩来写出中共中央《告全体同志书》的第四部分。他根据中共“六大”决议精神指出:“全党的同志,应坚决地起来奋斗,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党“要加强无产阶级的基础,同时要继续改造党的纽织,尤其要坚决地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意识。”
  几乎同时,毛泽东在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中,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大批农民进入红军和革命队伍,加上中国农村的封建落后和各种复杂的矛盾,使得他在11月25日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两个巨人,一个在白区,一个在苏区;一个在中央,一个在地方,所见相同。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后来共产国际领导担心中国党在农村离开工人阶级太远时,周恩来得以回答说:党在农村,经长期斗争锻炼和正确领导,也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
  着重从思想上重新建设共产党,同时也要在组织上整顿和建设共产党。从汪精卫叛变革命后的一年半之中,在白色恐怖压迫之下,中共各省组织几经破坏,干部牺牲不计其数,而自首告密叛变的事也由南而北渐渐遍及全国各级党部。党的组织日益脱离群众、隔绝社会,上级机关尢多形成空架子。因此,周恩来提出,领导同志应当走入工厂农村社会中,寻找职业,深入群众,以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整顿地方工作的程序,应先从中心区域做起;党员要重在质量的选择,要在一个地方有了几个建全的支部后,再成立地方党部,要避免空架子机关的毛病。
  (二)周恩来处理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见个重要组织中的问题,首先是中共顺直省委问题。
  顺直指的是北京(顺天府)和河北(直隶省)。在这里,中国共产党设有顺直省委。在大革命失败前后的历史转折时期,这个省委内部出现了混乱。这问题不很快解决,不但北方工作不能发展,而且全党涣散的精神都不能转变。所以,“顺直问题是中央开始工作之第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六大”前,蔡和森曾经代表中共中央去顺直巡视,但是未能用教育的方法在实际工作中解决问题,反而带着个人意气与成见,结果反而造成顺直党组织的分裂,出现了保南第二省委。“六大”后,在国内主持中央工作的常委将顺直问题移交给了新的中央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0月4日开会讨论了顺直问题,并于12日作出《中央对顺直问题决议案》,发出《中央告顺直同志书》。会后,陈潭秋奉命到顺直巡视,看到党员头脑中仍充满了国共合作时代的旧观念,组织路线与工作方法仍是“八七”会议前那一套,极端民主化倾向比较普遍,经济问题纠缠不清,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很少自觉地开展工作。他与刘少奇、韩连惠决定暂时停止省委职权,井停止京东四县的活动。陈谭秋到中共中央汇报后,中央不同意停止省委职权的作法,要他返天津传达中央指示。陈潭秋传达后,刘少奇、韩连惠于11月16日写信给中共中央表示不同意。17日,陈潭秋向中央报告说恢复省委职权事实上无可能,主张由中央直接改组省委常委会。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中央解决顺直问题的路线是正确的,方法有不足之处,陈潭秋、刘少奇在顺直工作中有取消主义观念,工作方式上有命令主义错误,决定派周恩来去巡视。
  12月11日,周恩来到天津。他先后参加省委、区委、支部会议,召开谈话会,听取各方意见,本着“从积极工作的出路上解决过去一切纠纷”的方针,多方地做工作。在这基础上,召开省委常委会,说服大家接受中央意见;并在党刊《出路》上发表文章,针对认为“顺直党的旧基础已经落伍了,腐烂了”的看法,指出:旧基础不是完全要不得,也不须立即解散,“正确的办法是要在现在还存在的旧基础上深入群众,积极工作,发展斗争,吸收新同志来继续不断的改造顺直的党,逐渐的产主新的斗争”。文章还分析了极端民主化与民主集中制、命令主义与说服群众、惩办主义与铁的纪律的区别。12月22日,周恩来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并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提出这次会议的总方针是贯彻“六大”决议,争取群众,发动斗争,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陈潭秋、刘少奇也作了报告。会议按中央决定恢复了省委职权,改组了省委常委会和京东党组织,挽救了顺直的中共组织。
  (三)解决江苏省委问题。
  正当周恩来在北方处理中共顺直省委问题的时候,在上海,1929年1月3日,向忠发、李立三等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出了一个乱子。他们作出决定,要由中央来兼中共江苏省委的工作。1月11日前后,周恩来从天津回到上海后,从李维汉那里得知这个消息,感到不妥,立即找向忠发、李立三谈话,要政治局重新讨论。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周思来在会上提出中央兼江苏省委的作法是危险的:1.这样做必然会削弱中央对全国的政治领导;2.这并不是中央进行群众工作的好方法;3.这样会妨碍中央本身的工作;4.会使处在白区地下的中央的秘密工作增加许多危险。他主张加强江苏工作而不是代替中共江苏省委。
  当时,中共江苏省委设在上海,江苏省委的工作范围是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共中央1月3日的决定,已经引起了江苏省委的强烈反对,省委召集上海各区的党委书记开会,进行宣传反对中央。14日,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会议,周恩来终于说服了向忠发、李立三放弃兼江苏省委的意见。同时,他也反对中共江苏省委的上述举动。他说:中国党已经有了“六大”的正确路线,现在欠缺的是无产阶级意识的锻炼与领导。如果地方的同志不在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工作路线上来同中央讨论问题,而从个人不正确的倾向上来反对中央,这是一条死路。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教育全党的一个机会,也是改造党的过程中必然要发生的现象。江苏问题既然发生了,中央当然不要害怕,而要坚决斗争,用积极的意见来号召全党和江苏同志。从1月16日到24日,周恩来和向忠发、项英连日出席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的中共江苏省委会议,来解决省委与中央对立的问题,终于使省委在19日的会上,作出决议,承认自己的错误。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鉴于江苏省委已经接受批评,承认错误,决定只对省委进行改组。25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召集的江苏省委会议,宣布中央的决定,并指出中央总的路线是正确的,目前党内并没有原则上不同的派别。对中央的缺点错误,省委可以讨论,但应当在符合组织原则的范围内,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江苏省委的问题顺利解决了。
  经过中共“六大”后一年来思想上、组织上的工作,中国共产党终于摆脱了削弱涣散的状态,达到重新巩固与一致,党的工作、党与群众的关系、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与领导斗争的力量,都开始有了新的进展,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在全国许多地方纷纷建立和发展。
  (四)解决了红四军的问题。
  1929年6月,红四军在福建龙岩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对于一些重要原则问题,朱德、毛泽东之间发生了争论,未能统一认识。会议选举了前委会,陈毅为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了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之后,陈毅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秘密到上海参加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并报告工作。在陈毅未到之前,周恩来起草了《中央给四军前委的指示信》(8月21日),阐明了红军建设的一些原则问题。8月29日,周恩来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面情况以及朱、毛之间争论的洋细汇报。会上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委员会,起草一个对红四军工作的决议,周恩来为召集人。
  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早就有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928年1月27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广东省委指示信中,就曾指出“琼崖的工作可加紧造成一割据的局面”。他在主持军委工作中对于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从政策上、人力上、物力上给予了尽可能作到的支援。周恩来领导的中央军事部、中央组织部,派出了徐向前、邓小平、张云逸等很多批军事、政治领导干部,到各地加强红军和根据地的工作。在中央军事会议期间,周恩来和陈毅多次谈话,强调要巩固红四军的团结,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井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仍由毛泽东继续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后来,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央会议精神,代中央起草了9月28日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封信经周恩来审定,由陈毅带回根据地。信中提出了红军的根本任务与前途、发展方向与战略,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并对红军与群众、红军的组织与训练、红军给养与经济问题、红军中党的工作等,都作了指示。信中批评了朱德、毛泽东在工作中的缺点,要他们和前委注意纠正,要前委恢复朱、毛在群众中的信仰,团结全体同志向敌人斗争。
  陈毅回去后,11月26日,毛泽东在陈毅陪同下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四军前委决定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根据中央指示信的精神和红四军的实际情况,为大会起草决议案,陈毅也参加了。这就是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成为此后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重要文件。周恩来主持的中央军委,要各地红军组织学习红四军的经验。
  到1930年3月,全国红军发展到62700多人,编为13个军,分布在鄂、豫、皖、浙、赣、桂、粤、闽8省127个县,并且在豫、苏、皖,赣、浙、闽、鄂、湘、粤、桂10省的162县有游击活动。全国党员发展到10万人。在城市中,到1929年,全国产业支部已发展到100多个,并向革命根据地输送了许多干部和物资。
  (五)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
  1930年3月,周恩来离上海去莫斯科参加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党的工作,同时处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同共产国际间的一些分歧问题。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李立三的报告,通过了《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
  这次“左”倾冒险主义的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要搞盲目暴动,其中最重要的是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并且要求革命根据地的红军进攻大城市。李立三提出:南京兵暴是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起点,组织南京兵暴必须与组织上海总同盟罢工同时并进,然后武汉暴动紧接着爆发,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幻想能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在李立三“左”倾错误指导下各地发生的盲动,使得这两年健全、发展起来的中共组织和革命工人队伍遭受很大的损失,各地红军和根据地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
  周恩来是反对盲目暴动的。他认为“目前中国革命新高潮是在成熟的过程中,还没有形成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现在的时期是从各个的工人运动与农民战争转到总的革命进攻,转到为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民主专政而斗争的一个过渡时期”。他针对李立三的一味反右倾,指出也要反对“左”倾的盲动情绪。
  共产国际研究了中共中央6月11日的决议,认为李立三有否认革命发展不平衡、搞脱离群众的武装暴动计划、只要政治罢工不要经济罢工等谱误,“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决定在好几个城市中实行武装暴动”。周恩来、翟秋白参加了讨论。共产国际于1930年7月作出决定,要周恩来、瞿秋自回中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
  8月19日,周恩来先回到上海,他采取思想上说服教育、工作上稳步纠正的办法,对李立三不排斥,以同志式态度一起讨论和改正。他通过个别谈话和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和决定来纠正错误。周恩来亲自起草了中央给长江局的指示信,其中提出要停止武汉、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恢复被李立三取消了的党、团、工会的独立领导机构和组织系统。这样,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的一些主要错误,就开始纠正。然后,9月24日至28日,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周恩来在会上先后作《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和《组织报告》,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李立三作了自我批评。瞿秋白作了政治讨论的结论。这次会议和会议以后的中共中央,对于停止执行立三路线起了积极的作用。会议纠正了立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
  周恩来。瞿秋白稳当妥帖地使中国共产党转好了这个大弯子,纠正了错误,端正了方向,形成了团结合作的气氛。
  两年多时间中,在严峻的白区秘密工作条件下,周恩来正确地解决了上面这些关键性的问题。他不愧是这一阶段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上的主要主持者。从中国共产党的“六大”到1930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基本上是正确的,工作是有成绩的,革命在向着好的方面发展。

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理论,一种是指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本文内容是论述在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形成过程中周恩来的贡献。

倡导建立工农武装割据

1927年夏,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后,中国革命处在国民党新军阀的极端白色恐怖统治的条件下,中共中央依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实行武装起义、创建工农革命军、独立领导革命的总策略。继“八一”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各地的党组织相继领导了许多地区的秋收起义。

在领导秋收起义过程中,一些领导人都在不断总结经验,探索保存和扩大革命力量的道路。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受挫后,曾决定沿罗霄山脉南下以求发展。但因湘南有敌重兵把守,工农革命军难以攻取,毛泽东当机立断,率领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适值井冈山上敌军空虚,毛泽东抓住有利时机,打击地方反动武装,打土豪、分浮财,发动广大贫苦农民,建立了红色政权。湖北的黄麻起义,攻占了黄安县城,成立了农民政府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由于敌军来攻,到12月,退出县城,鄂东军转移到黄陂县木兰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1928年5月,决定在光山县南部柴山堡地区开辟根据地,形成了武装割据的局面。广东的海南岛,在中共琼崖特委领导下发动武装起义,攻占了嘉积县椰子寨,并会合文昌、琼东等地农民起义武装,建立了工农革命军,也形成了武装割据的局面,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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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共中央不认为革命形势进入低潮,而是急于求成,不切实际地要求广东、湖南、湖北等省很快发动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与此同时也在密切注意上述地区武装起义的情况,连续召开会议听取汇报,研究讨论、总结经验教训,或形成决议,或单独写信指导各地斗争的开展。

参加领导南昌起义失利后回到中共中央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恩来,在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统治中央的形势下,他对全国革命形势还没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因而对坐镇指导的共产国际代表的错误意见虽然未能抵制,但他非常注重实际,敢于批评实际工作中的“左”右倾错误,尤其是注重总结秋收起义、各地武装起义中保存与发展革命力量的经验,较早地提出了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思想。

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偏重于发动工农群众,忽视掌握革命武装力量的军权,当蒋介石、汪精卫叛变时无法组织有力的反击,导致失败。这是经验教训之一。在总结了血的教训之后,开始懂得掌握武装的极端重要。但在贯彻武装起义总方针的过程中,有些地方又出现了忽视发动群众,单纯依靠军事力量的现象。例如,在领导农民起义中,有的地方不重视发动农民群众,武装农民,而专靠少数农军或军队的力量;对于农民自发的斗争不去积极领导,只想用少数军队去发动起义,形成孤军作战的冒险。周恩来很重视总结这些经验教训,认为既不能只发动群众,不掌握革命武装;也不能单纯依靠军事力量,不发动群众。必须是充分发动群众,建立革命军队,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发动农民群众,才能夺取政权,创立起“割据的暴动局面”。这些思想在1927年12月他写给浙江省委、江苏省委等信中都有充分的表述。

秋收起义和各地武装起义中一个重要的经验是工农革命军在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政权的过程中要形成一个“割据”的局面,即建立一个根据地。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罗亦农汇报湖南、湖北秋收起义情况时,充分肯定了两湖地区农村的起义,在开展游击战争时形成了武装割据的局面。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例如瞿秋白、罗迈等也都认为这是巩固起义胜利的一条经验。

周恩来则特别重视这个经验,他联系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和湘赣边界起义、黄麻起义等地的经验,认为要保存和扩大革命力量,必须形成一个割据的局面。1927年12月18日,他在为中央起草致浙江省委的指示信中,指出在浙江西部“只要有可得力的党的组织的领导,割据的暴动局面可以创立起来的”。①12月13日至15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广东工作时,周恩来异常兴奋地说:湖南方面,现在毛泽东已占领茶陵等地,25师已到桂东,如与毛部汇合,枪支增多,地域扩大。他提出“要加紧湖南、湖北、江西的斗争,扩大暴动局面,海陆丰应向北发展,琼州工作要深入,造成并扩大割据的局面。②根据会议讨论意见,中共中央12月21日致信朱德:“据我们所知道的在桂东的北边茶陵、酃县以至江西莲花均有毛泽东同志所带领的农军驻扎”,“他们如果驻在这些地方,你们应确实联络,共同计划一发动群众以这些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③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指示湖南省委:“立即派人去指导湘南建立一个非单纯凭靠军队而是工农群众为主体的割据的局面”。④这实际上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928年1月8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讨论两湖工作时,周恩来提出湘西特委的工作是很重要的,要派一批人去,“造成割据局面”。会议决定成立湘西北特委,由郭亮任书记,贺龙、周逸群、柳直苟、徐特立为委员。会后,周恩来代表中央同周逸群谈话,提出“依山建军,再向平原发展”的方针。⑤与此同时,他在指导北方工作时,也强调了这一重要思想。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写给陕西省委的信中指出发动士兵暴动时机成熟的条件是:“驻地附近要有群众运动,要有工农的坚强组织;要有党的指导;要能造成一个暴动的割据局面;要较有胜利把握。”他强调指出这些条件不成熟,就不要急于发动。⑥当然,不能否认当时中央,包括周恩来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并带有盲动的色彩。但中共中央尤其是周恩来此时强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形成一个又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这确是秋收起义以来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总结出的一条重要经验,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开端。同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重申了他的一贯主张,即:“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他也认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⑦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中国的情况与俄国不同,城乡不能同时发动

广州起义失败后,广东省委书记李立三在总结经验教训时,曾感到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企图攻取大城市是不可能的。他在写给中央的信中关于继续暴动的策略时说:先从农运较有基础的地方发动暴动,造成一县或数县割据的局面,形成包围广州的形势。这一思想立即为当时中央所接受。

1928年1月28日,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江西省委的信中,批评“省委计议在南浔路沿线举行暴动并造成割据的局面”的布置不妥,指出“南浔路路工、九江城市工人、南昌工人群众的斗争,尚未达到剧烈的发展,兵士运动尚没有成绩的时候,这一沿路暴动必致流产”,他强调“南浔路及九江、南昌的暴动,必须在全省割据的暴动逐渐汇合的时候,益以客观主观的条件逐渐齐备,一个总暴动在一省的完成才能在南昌、九江出现”。⑧这就清楚地表述出:要夺取江西省的中心城市,必须有本省各地武装割据的汇合,形成对城市的包围才能取得胜利。这就提出了用农村包围城市夺取一省政权的思想。关于工农武装割据和农村包围城市夺取一省政权的策略思想的提出,说明周恩来等是努力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及时总结各地斗争中的经验和教训,积极探索如何取得革命胜利的道路。

1928年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对于纠正当时中共中央的盲动主义错误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决议关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指导是不正确的。决议忽视中国国情的特点,指责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正确策略,认为中共在湖南、湖北等地开展的游击战争是“策略上的动摇”,是“对游击战争的溺爱”,是“沉溺于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决议继续强调要以城市为中心,认为没有中心城市革命高潮的条件,农村的暴动就不能胜利。决议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武装暴动方面的主要任务是“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⑨这一要求显然是不符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强大的敌人占据着中心城市,中国共产党没有足够的武装力量,怎么能够发动对城市和乡村的同时进攻呢!

对于共产国际的指示,处于不成熟时期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必然会有不同的反响。在 1928年 4月 2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有人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批评,认为“八七”会议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城市工人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因而对城市工作比较消极或者放弃了,“这是不对的”;有的认为是地方党组织对“城市工作动摇了”,并认为不搞城市工人运动,就是“农民意识的领导”,提出“要反对农民意识”等等。

有亲身体验又注意吸取他人智慧的周恩来,完全从中国实际出发,对共产国际的批评敢于发表不同的意见。他说,城市都被强大的敌人占据着,要城市和乡村相配合的发动“是很困难的”;如果要等城市出了革命高潮,再去发动乡村农民暴动,必然是“乡村的发动等待城市”工人起义,而城市的工人起义“一时又难于发动”,“这对中国革命的发展是不利的”。接着,他进一步指出,中国与俄国的国情不同,在中国“农民是占了重要的分子”,这“与俄国不同”。当时会议记录上简单明了的这么几句话,清楚地表明了周恩来当时的认识,即不能按照俄国革命的模式指导中国革命,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形势,中国共产党可以先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红色政权,深入土地革命,这对中国革命的发展是有利的。

如果中共中央继续把注意力放在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尊重各地斗争中的首创精神,是会在此基础上更早地探索出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然而,众所周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个问题上,根据共产国际的旨意,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应该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理由是要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是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的”,⑩大会决议强调“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

周恩来接受大会的这个方针并不是盲目的,唯上唯书的,而是根据中外“历史的经验与当时的情况”,颇费了一番脑筋进行研究的结果,他说:“太平天国是从乡村中发动的,占了南京才有以后的局面。还有一种‘流寇’式的农民游击战争,没有占城市,终归失败。这些使我感到要以城市作中心方能长期存在。俄国1905—1907年的革命失败后,农村也没有高潮,而且农村的革命运动比城市的工人运动更快地低落下去”。再“从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正是处在整个农村革命的游击运动非常困难的时期,蒋桂战争还未爆发,想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以乡村作中心是不可能的。11因此,周恩来在大会的发言中,也讲了建立城市工作,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和组织的重要,同时,他仍以务实的态度强调了由于“中国不能统一以及革命的不平衡性”,中国革命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可能”,在有条件的南方几个省,“目前就应该开始割据局面的准备”,因为这与全国准备工作有极大的关联,继续阐述他关于夺取中心城市必须有周围武装割据的汇合的思想。因此,“六大”决议规定了党在苏区的任务是“发展苏维埃根据地,夺取新的区域,这种区域是要成为更大发展的基础的”。周恩来当时虽也有历史的局限性,但在有上级党的旨意又有多数人主张以城市为中心的形势下,仍然强调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问题,这是难能可贵的。有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实践,是形成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前提条件,否则,是不可能形成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

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是中国革命的特征

人们的认识总是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而有所改变。1928年 11月,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到上海时,正值湖南、江西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会剿”,井冈山处于困难时期。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又遭敌军截击和追击。为此,2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朱毛红军问题。军事部长杨殷汇报情况时说,朱毛红军去向不明,可能有三条去路,要派人去找。周恩来对形势感到忧虑,他说,形势是严峻的,敌人这次一定要作出“一点成绩来”,当然要想消灭朱毛红军也是不可能的。根据当时形势和共产国际的意见,他说,军队还是分散为好,毛泽东和朱德二人“能出来一次更好”。李立三发言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并补充说,要分散也不是一个个地散,最好是二三百人的分开,朱毛出来的意义,还不单是保存这几个同志,因为朱毛目标太大,也是为了减少敌人的目标,保存这部分力量的办法。会议经过讨论,多数人同意周的意见,并决议由周起草一封给毛泽东、朱德的信,这就是著名的“二月来信”。

毛泽东、朱德于4月3日接到二月来信后,4月5日立即给中央写了回信,即著名的“四五复信”。6月 12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毛泽东、朱德的复信。会上,周恩来的发言对分散红军问题很重视毛泽东信上的意见,他感到二月来信是按照布哈林确定分散的策略“是有些毛病”。他说:站在红军是促进革命高潮动力之一的条件的立场,红军也要集中才有办法,因集中才能扩大;从开展土地革命方面来说,乡村群众很散漫,以红军组织的力量去帮助农民组织也是很有作用的,即在俄国革命过程中,有些乡村也是红军在那里作没收地主的土地。从各方面看,过去主张分散的策略不适用,尤其在中国。在谈到农村工作时,他说,目前农运问题客观上是忽略的,目前中国割据的形势是存在的,问题是要城市的领导,城市工作一旦发展,割据局面一定可以发展到固定方面。周恩来虽然还是强调城市的领导问题,但根据情况的变化,认识到在中国农村存在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形势,从而进一步认识到红军是促进中国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红军可以帮助土地革命的发展,显然比“二月来信”时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认识又前进了一大步。

朱德和毛泽东为着一个革命目标走到一起、又共同艰苦战斗了一年多,但工作中出现分歧总是难免的。从井冈山时期在创建革命根据地和建军原则等问题就有一些分歧。此时,接到中央二月来信后,分歧又有所发展。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被否决。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前委领导岗位。中央接到红四军党的“七大”报告和有关文件后,8月13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四军问题。周恩来认为,毛泽东和朱德的分歧不仅仅是组织上的分歧,也是政治上的分歧;红四军“七大”的决议有些是正确,有些是不正确的。仅仅根据决议和个别人来信,有些问题还不清楚,待陈毅来中央汇报后,“再作一整个回答”。

8月下旬,继任红四军前委书记的陈毅到上海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及个别交谈中,汇报了红四军成立后的组织情况、井冈山根据地创建经过、湘南八月失败的情况和原因、1929年1月向赣南出击的情况和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初创,特别是较详细地汇报了毛泽东、朱德意见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和他自己对谁是谁非的看法。陈毅说,湘南八月失败朱毛开始有了分歧,分歧的主要之点是“仍守井冈山与分开游击的问题,毛主张波浪式的推进,朱则主张大规模的游击”。陈毅认为,“如果不去湘南就不会有八月失败”。第二次分歧是蒋桂战争爆发后,形势较好,毛主张分兵发动群众,朱则主张集中,各有一部分人赞成。这时刘安恭来了,说朱是拥护中央派,毛是反中央派,使双方矛盾加深。陈毅认为,从一年多的战斗历程看,毛泽东在政治上是正确的。陈毅的汇报实际上是总结了红四军一年多的斗争经验和教训。中央政治局根据陈毅的汇报,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3人组织一个委员会讨论并拟出决议提交政治局,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即著名的中央“九月来信”产生的经过。

“九月来信”是周恩来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思想的升华,表现在:

第一,他从中国不统一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来说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认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认识中国革命发展在地域之间、工农运动之间不平衡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实行农村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主要理论根据之一。他首先指出,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的激烈,成为军阀混战的主要动因”,由于军阀混战和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并“从你们过去的艰苦经验中就可以证明,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12他认为中心城市为强大的敌人所占据,而统治阶级在乡村的力量薄弱;同时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加上地势辽阔的条件,因此,中国共产党可以利用军阀混战的时机,先建立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然后再建立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不同的特征。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这种情况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周恩来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阐述了这一历史现象。

第二,驳斥了来自共产国际的错误观点。陈毅在汇报中曾讲到刘安恭到红四军后散布中共“六大”时布哈林认为“脱离生产的红军必被消灭”的观点。周恩来在信中以井冈山、赣南、闽西、鄂豫边等根据地的建立和红军发展的铁的事实,尖锐地指出:“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点。如果红军中藏有这种取消观念,于红军有特殊的危险,前委应该坚决地予以斗争,以教育的方法肃清。”13他不仅批评了刘安恭,也驳斥了布哈林等人的错误观点。当时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恩来,敢于如此实事求是地坚持真理,其政治和理论的勇气是难能可贵的。